國企的性質，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性質。所謂全民所有制企業，實質就是企業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企業。而所謂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性質，就是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企業所具有的性質。因而,所謂國企的性質，實質就是生產資料屬于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企業所具有的性質。

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種主要具體體現形式。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時，全民所有制企業是以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體現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是通過全社會范圍的經濟聯合使勞動者取得生產資料共有者的地位。因而，這時中國國企作為由國家投資組建的從事產品（商品）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組織。實質是以勞動為謀生手段的勞動者與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實際結合的經濟聯合體。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中國全體人民中的勞動者一面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生產資料的共有者；另一面是由社會分工所決定的不同生產職能的專門化承擔者。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是這種全民所有制經濟中媒介勞動者與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實際結合的經濟關系環節。廣大勞動者的雙重身份就是通過這個經濟組織結合起來而具體實現的。所以，中國國企本質上是全民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它是通過勞動者與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結合，具體實現全民所有制生產關系的。

重要性

國企是共和國的長子，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建國初期，我們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擁有了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半個世紀過去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建立，國家擁有國有資產和發展國有企業的目標更多地轉化成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對大多數國有資產進行處置，將其變現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或者直接用于社會救濟，從實物或賬面上來看，國有資產沒有了，但這種處理維護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大局，那么，這種處置應該同擁有國有資產和發展國有企業具有同樣的效果。事實上，這種處置方式正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長期目標取向。但是，在這種處置方式尚沒有完全鋪開之前，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仍將是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

首先，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中流砥柱。雖然通過u201c抓大放小u201d，一部分國有中小企業以租賃、承包、售出、參股等方式向產權多元化轉變。但是，進入2000年，中國的國有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人民幣，構成了極其巨大而龐雜的體系，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在幾乎所有的工業領域仍占據主導地位。

其次，大型國有企業是抗衡跨國公司的主力軍。中國加入WTO以后，國際知名的大型跨國公司大舉進攻中國市場，各種洋貨猛烈沖擊國貨。盡管民營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由于其在技術、質量、規模等方面的顯著差距，尚不能與跨國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國有企業才是抗衡跨國公司的生力軍。如彩電行業曾是進口產品最多的市場，但是1996年四川長虹等大型彩電公司在價格、質量、服務等方面向外國名牌展開市場爭奪戰，一舉打破了大屏幕彩電由外國名牌主導的格局，以致長虹的u201c紅太陽一族u201d大屏幕彩電在國內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再次，大型國有企業是中國支柱產業的重要支撐。在石油、化工、機械、電子、冶金、有色和建材等重要產業中，中國七大汽車集團占全行業總產值的66%；嘉陵、北方、輕騎、金城四大摩托車集團占全國總產量的一半；上海、東方、哈爾濱三大發電設備集團，提供國內電站設備的70%。

最后，大型國有企業仍是出口創匯的主要力量。1997年，國有企業出口創匯額超過了外商投資企業，居于領先地位。其中，大多數大型國有企業以銷售額的1%左右投入研究與開發，有的達到2%，技術進步處于國內工業企業領先地位。

國有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總體處于虧損狀態，只有大型企業盈利，充分顯示國有大型企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當然，中國大型國有企業與國外大企業相比，有著不小的差距。一是大型企業數量少；二是企業平均規模小；三是生產集中度低；四是真正的聯合體、企業集團少；五是大中小企業沒有合理的分工。從技術創新來說，中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年銷售額之和還不抵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銷售額。

不足

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但現今國有企業的不足之處還是不容忽視的：

大多國有企業因政府長期大力扶持，導致企業缺乏競爭力與創新精神，另外，因國有企業對自主品牌的不夠重視，導致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多年來為外國公司生產貼牌產品，同時對國內企業造成空間壓縮，影響了中國民族品牌的發展。

只有打破國有股一股獨大，甚至一股獨占，政企才能分開。在股份制企業中，應該由作為所有者（股東 ）代表的董事會作出決策。無論是戰略決策，還是人事任免，都要由董事會決定，政府不得以行政力量干預。在國家相對控股的企業中，國家的意圖可以通過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如國資委）派出的董事會來體現。在國家不控股的企業中，決策要由相對控股者（民營資本或外資）決定。董事會作出決策，股權大小決定董事會地位，這是股份制企業的基本原則。無論國家是否控股，政府都不能干預董事會的決策。這是作為一個企業獨立運行的基本保證。

央企紛紛控股信托公司，且這一趨勢還在持續。如百瑞信托2010年年報顯示，公司已于2011年3月完成增資擴股，資本金增加到12億元，第一大股東由鄭州市財政局變為中電投財務有限公司。業內人士感嘆，u201c又一家信托公司被央企收了。u201d要收購信托公司，不取決于出錢多少，取決于談判能力。u201d一位長期從事信托公司重組中介服務的人士表示，預計還有更多地方政府控制的信托公司將u201c轉手u201d給央企。

有人認為，信托業歷盡六次整頓，脆弱不堪，信托公司由央企控股更為安全。在歷史上，信托公司曾主要被地方政府控制，淪為地方融資平臺（如曾經的廣國投）；有的被民營資本控制（如德隆控制的金新信托），釀成巨大風險。

但不少業內人士指出，信托公司不應該為任何一方絕對控制，u201c交給誰都不會絕對安全u201d，重要的是推動信托公司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因而，中國信托業要想有大的發展，必須打破u201c一股獨大u201d，而《信托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出臺為這一切奠定了基礎。

《凈資本管理辦法》終結了信托公司無限做大信托資產規模、杠桿率不受限制的歷史，信托公司的信托資產規模與凈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掛鉤，這使得信托公司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抗風險能力增加。

u201c容忍央企和大金融機構在信托公司中一股獨大，是化解歷史風險的需要，但《凈資本管理辦法》出臺后，銀監會應該適時出臺《信托公司股權管理辦法》，強制央企稀釋股權。u201d一位有20多年信托從業經驗的信托公司高管說。

定位

中國的國有企業主體最初是通過u201c沒收官僚資本歸全民所有u201d建立起來的，并且在接下來的三十年時間里，它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和主要支出渠道。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計劃式管理之下，它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利潤追求，成為事實上的u201c國家工廠u201d或者說是u201c生產車間u201d。1980年以后，隨著u201c包u201d字（承包制）進城，國有企業有相當一部分實行了承包、承租經營模式，國有企業成為承包者和承租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具（國家放權讓利的改革又強化了國有企業的這一功能），同時，國家財政來源于國有企業的收入比重下降，國家財政投向于國有企業的支出也有所放緩，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成為u201c租賃工廠u201d。

隨著1994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正式實施，市場化浪潮對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形成強烈的沖擊，也對國有企業的定位提出新的要求。應對市場化競爭的需要，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u201c下崗分流，減員增效u201d、 u201c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u201d和國有企業重組與上市三個方面。u201c下崗分流，減員增效u201d主要是解決國有企業冗員過多、效率低下的問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將國有企業從不合理的社會負擔中解放出來，兼解決企業急需的各種勞動力流動問題；國有企業上市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上市，主要是為了解決國有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

客觀地講，以上幾個方面的改革都已經初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并沒有根本性轉變，國有企業困難沒有根本改觀，國有企業投資仍然是財政支出的u201c黑洞u201d，是財政赤字的主要制造者。另外，國有企業融資發展成為證券市場不能承受之重u2015u2015國有企業大量上市融資，所融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或為母公司占用，或沉淀在企業的銀行賬戶中，真正被企業用來進行生產經營的資金所形成的投資回報率也是相當低下的。統計顯示，（2003年第三季度季報）滬市771家上市公司加權平均每股收益為0.159元，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6.18%；深市507家上市公司加權平均每股收益為0.152元，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5.85% ；以2003年10月28日收市時1254只A股加權平均股價為6.98元 計算，投資者的毛收益率小于2.25%，即使全部拿來派現，其收益率也只與一年期銀行儲蓄存款利率相當。但這并不能對國有企業進一步在證券市場融資形成任何的妨礙，發行的長江電力融資規模甚至超過了100億元。國有企業就象一塊巨大的海綿，不斷地吞噬國家財政資金，不斷地從證券市場吸取資金而幾乎不給予任何的回報，所以可以稱之為u201c海綿工廠u201d。

作為u201c國家工廠u201d，它是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的國有企業定位；作為u201c租賃工廠u201d，它是與從集中走向相對分散的經濟體制轉型相適應的一種國有企業定位；這兩種定位都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需要，因而對當時的財政、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相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言， u201c海綿工廠u201d顯然是不合時宜的u2015u2015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政府投資領域必須重新界定。

在一般性競爭經濟領域，政府投資應該逐步退出，國有企業規模要不斷減小，至少是不應該再追加投資（不管這些資金是來源于財政投資還是證券融資）；在基礎性經濟領域和外溢性經濟領域，政府應該加強投資，擴大國有企業的規模；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是個市場化程度非常高的、市場效率非常好的自由市場，u201c用手投票u201d機制使得投資者可以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與經營管理，從而推動企業提高經營效率，u201c用腳投票u201d機制使得經營不力的企業及其經營者難逃被市場淘汰的命運，因而其內在的優勝劣汰機制可以使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值。作為市場管理者同時也是國有企業所有者的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往往會降低市場自身的效率發揮，甚至引至市場崩潰。中國的B股市場實際上已經宣告徹底喪失資源配置功能，而A股市場的資源配置和融資功能也正在逐步喪失。所以，一是要解決國有企業的進與退問題，二是要還證券市場一個清白的問題。

在國有企業進退問題上，u201c進u201d是重點，u201c退u201d是難點。對于新增國有企業投資，不僅要把握投資方向，更要注重企業經營機制的再造，從而建立起具有有效產權約束和經營激勵、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投資機制和經營機制。具體來說，在投資方向上，政府應該繼續加大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環境保護等領域投資的力度，改變中國在這些領域存在的嚴重的投資不足的問題。

首先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領域。雖然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大力實施，這方面的投資有長足的增長。但可以看出，政府在這類項目投資的過程中，過于強調其政治要求和利潤要求，而較少真正從財政角度考慮。以江西南昌為例，政府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方面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所謂的u201c亮化工程u201du2015u2015注重城市的外包裝如墻面裝飾、路燈、綠化林等，城市的實質功能并無多大改進。另外，在修路架橋的過程中，過份依賴社會資金的投入，導致路橋收費的居高不下，無形之中增加了區域社會和經濟運行的成本，加重了城市居民的負擔。因此，政府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領域，一方面要運用u201c成本效益分析法u201d、預先優選出投資項目和方案，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大財政投資的力度，減少對民間投資的依賴性，從而淡化項目經營的利潤追求，切實增進公共服務水平，提升居民的福利。

其次，在環境保護等領域，雖然政府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視程度日漸提高，但由于對環境保護問題的緊迫性認識不足，財政方面的投入則遠遠跟不上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出現環境保護事業明顯落后于經濟發展并直接妨礙了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政府可以在逐步完善環境保護法規、制度的基礎上，在吸引民間資本追加投資的同時，加強政府對環保企業的直接投入。

對于需要退出的國有企業，需針對不同情況進行處理：符合《破產法》要求的國有企業，應該堅決予以破產；對于經營不善，但虧損不嚴重的企業，可以先進行重組，同時鼓勵、吸引民間資本或國外資本進行兼并、收購；對于經營效益較好或經過重組后扭虧為盈的國有企業，可以借鑒MBO等模式進行市場化改造，實現u201c國退民進u201d。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適應公共財政體制建立和發展的要求，國有企業應該定位在：作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工具，以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在公共產品提供等領域發揮宏觀調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