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真正起步是在1988年，此前中國雖然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在外貿領域還沒有放開，中國的出口貿易一直是為了滿足國家出口創匯的需要，出口貿易中并沒有按照由成本及市場需求和供給來定價的方式進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計算出來的貿易條件就失去了它本來應該有的經濟含義。回歸方程為：M=c(1) c(2)GDP c(3)PRO 根據1990-2000年的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所得的回歸結果為： M=-0.01017282-0.006137GDP 1.142956PR0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具有正效應，當產業結構指數上升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改善了1.143單位，這種影響當顯著性水平為0.0001時是顯著的；同時，當實際 GDP指數改變(增加)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將降低(惡化)0.0061單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當顯著性水平為0.1時仍是不顯著的。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的效果較好；R2也很高，校正的R2接近0.9，這就說明雖然在理論上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模型考慮的兩個解釋變量已經解釋了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 在中國的貿易條件的演變中，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是可以由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來解釋，GDP的變化或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面的，但這種影響很小，并且具有不確定性。這一點與根據西方經濟理論從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得到的結論是相一致的。因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對于大國而言，經濟增長和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逆向關系，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統計上中國的貿易條件和經濟增長表現出一種負向關系，但這種關系由于各種原因而表現的不顯著，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回歸結果來看，GDP對貿易條件并沒有很好的解釋能力，在GDP和貿易條件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對中國貿易條件變化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的變量是產業結構。這與裴畢及辛格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產品價格變動的不對稱性是一致的。與次級產品相比，在經濟的景氣循環的上升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常常處于膠著狀態，而在景氣循環的下降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卻可能是一瀉千里。換句話說，初級產品的價格較易呈現出漲時不漲或微漲，跌時猛跌的不對稱成長。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之所以能夠避免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原因是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X，出口商品數量。M，進口商品數量。M為進口需求彈性，E x為出口需求彈性，SM為進口供給彈性，Sx為出口供給彈性(彈性均為絕對值)。

Px為本幣計的出口價格，PM為本幣計的進口價格，PX*外幣計的出口價格，PM*為外幣計的進口價格。

e為直接標價法的匯率，Q為貿易條件。為外幣決定進口商品需求量和出口商品供給量的是本幣價格，因此有：

本幣貶值時，有de0，又因為彈性均為絕對值，所以(11)的符號取決于(EXEMu2014SXSM)的正負。因此本幣貶值時貿易條件的變化取決于進出口供給、需求彈性的大小，當本幣貶值時，基本結論是：

當SxSmExEm，即供給彈性的乘積大于需求彈性的乘積時，貿易條件惡化;

當SxSmExEm，即供給彈性的乘積小于需求彈性的乘積時，貿易條件改善;

當SxSm=ExEm，即供給彈性的乘積等于需求彈性的乘積時，貿易條件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