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對華貿易量超過了歐洲其他國家對華貿易量的總和，其中廣州十三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依靠壟斷貿易權，扮演了重要角色。后者獨占中國的茶瓷貿易近70年，成為當時知名的貿易寡頭，反觀前者，經營日漸式微，淪為附庸。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先天不足

有需求就有市場，只是東西方建立貿易關系的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18世紀，中國的茶葉、瓷器、生絲和絲織品等商品暢銷歐洲。1600年12月31日，英國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旨在支持本國商人與他國商人展開商業競爭，此后的258年間，公司鑄造貨幣、組織軍隊、發動戰爭、建立殖民地，借此達到壟斷貿易的目的。

與英國不遺余力扶持東印度公司相比，清政府的態度很“超然”。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宣布保留廣州作為對外貿易港口，指定廣州十三行作為唯一對外貿易的壟斷商業組織，主要從事“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分為行稅”。







十三行并不是單指十三家洋行，數量時有變化，最多時達26家，最少時只有4家，一般維持在十多家左右。它最大特征就是具有官商性質，在享受貿易壟斷權的同時，還接受清政府強加的稽查稅收、擔保外商、約束洋番等行政職能。

清政府對中國商人的經濟利益不屑一顧。軍機大臣慶桂認為十三行和外商錙銖必較，有失“天朝”德威，“更恐總散各商，倚官恃勢，串通一氣，尤難保無壟斷居奇，賤買貴賣，苦累夷人之弊。”在“加惠遠人，撫育四夷”的朝貢貿易思維主導下，十三行只是通過對外貿易賺取利潤的工具，還是抵擋海外貿易沖擊中國市場的滯緩器。東印度公司的“主動擴張”和十三行的“消極防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成立之初，十三行明顯底氣不足。







組織松散

不同的經商策略，催生各異的組織結構。東印度公司的成功離不開出色的頂層設計。它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貴族、政客和商人等217人投資68373英鎊成立。女王規定公司為“有限責任公司”。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

出于保護投資人的目的，女王還授予公司特許狀，承認它在好望角以東和麥哲倫海峽以西的貿易壟斷權。特許狀規定董事長由股東選舉產生，董事會和股東會相互制衡，彼此約束。這一模式意味著股東是公司名義上最高權力人，股東盈利是公司的最高準則。







反觀十三行，以家族企業為主，分散經營，自行其是，壓價競爭。1720年，16家行商歃血為盟，試圖建立協調配合、價格一致、避免競爭的公會。不過，行商之間沒有歸屬感，外商也滿懷敵視，公會數次興廢，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另外，公會沒有統一的財政權和經營權，運作模式類似于松散的行會組織，無法真正制約和助力行商的經營。1813年，粵海關監督德慶在奏疏中指出：“而不肖疲商于夷船進口時，每有私向夷人私定貨價，情愿貴買賤賣，只圖目前多攬夷貨，不顧日后虧損。”行商的不正當競爭與公會行約中“各行商應對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的規定背道而馳。十三行家族式的組織結構，不利于自身的壯大，也不利于行商整體的發展。







經營乏術

面對多變的市場，應該積極調整經營模式，占據競爭優勢。1775年到1795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中，出口貨物和白銀3150萬兩，進口貨值達5660萬兩，貿易逆差達2510萬兩。為了彌補赤字，東印度公司以轉口貿易、以貨易貨、匯兌金融等方式，極力縮小貿易虧損。

1820年，公司默許向華輸入印度產的棉花和鴉片，并且逐漸占據貿易主流。在清政府明令禁止鴉片的情況下，東印度公司陽奉陰違，仍然慫恿散商從事鴉片走私。鴉片的泛濫，促使雙方貿易迅速失衡，東印度公司逐漸扭轉頹勢，中英貿易由順差變為逆差。

值得一提的是東印度公司還掌握著一支軍隊。1750年，公司軍隊只能3000多人，此后迅速增長，1763年到1805年，軍隊規模擴大了8倍。據當時的《英國衛報》報道，公司軍隊擁有26萬人，數量是英國皇家軍隊的兩倍。這支軍隊和葡萄牙、荷蘭、法國等爭奪殖民地，經驗豐富，戰績顯著。







受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清政府對十三行防范大于保護，政治重于經濟，而且名目繁多的巨額捐輸，拖累了十三行的經營。1773年至1835年，十三行累計單獨捐銀多達460萬兩。此外，官府在十三行實施“保商”制度，一邊為外商作保，另一邊行商互保。“夷船到粵，不論公司港腳船只，均有保商。如有漏稅等事，按例罰出”。清政府對十三行始終保持戒備之心，要想讓它享受與東印度公司類似的特權，無異于癡人說夢。

十三行在經營中，購銷時間長、清償能力弱，暴露出資金不足的弱點，只得采取收取預付款的方式維持經營。《劍橋中國史》剖析：“從英商得錢（預付款）愈多，行商在下一年度要提供的茶或絲的份額愈大，而拋售那些原本就沒人愿意要的毛織品，又會損害行商的清償能力。到頭來，結果只能是行商越來越依賴東印度公司。”1771年到1839年，37家破產行商中，資金鏈斷裂有20家，占54%。呆板的經商模式，十三行如陷泥潭，難以自撥。







時局變化

鴉片戰爭的爆發，掐斷了十三行的生命線。1840年，英國借口林則徐虎門銷煙，組成了47艘戰艦和4000名軍人的遠征軍，公然發動戰爭。遠征軍橫行東南沿海，頻挫清軍。1842年，清朝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條約規定:“凡大英商民在粵貿易, 向例全歸額設行商承辦, 今大皇帝準以嗣后不必仍照同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國貿易者, 無論與何商交易, 均聽其便。”十三行喪失了壟斷地位，徹底退出了和東印度公司競爭的舞臺。

十三行是清政府應對海外貿易的產物，貢獻了清朝年稅收總額的40%。不過，清政府以稅收、攤派、勒索、捐輸等名義，破壞十三行“造血功能”，同時，在貿易糾紛中，清政府厚此薄彼，保護外商，打壓行商，造成十三行“失血過多”。最終，積重難返的十三行“雙拳”難敵東印度公司的“四手”。事實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手段，東印度公司明顯做得更加到位合理。

作者：計白當黑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張 麗 《廣州十三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基于對外貿易政策和官商關系的視角》

【2】姜 朋 《廣東十三行的運行和管理》

【3】吳建雍 《從廣東十三行看清政府對外貿易的壟斷》

【4】潘 毅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歷史啟示》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