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特區的建立

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經濟建設問題。當時廣東省委領導人習仲勛在匯報工作時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權力，允許廣東有一定的自主權，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汕頭舉辦出口加工業。鄧小平同志聽后十分贊同，并向中央提議批準廣東的這一要求。在討論如何擴大對外貿易的過程中，到會的許多負責同志認為，可以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以及福建的廈門試辦出口特區，發展出口商品生產，這個建議被寫入了會議的有關文件。

經過各方面的充分討論和準備，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分別提出的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同時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以及福建的廈門試辦出口特區。根據半年多籌辦特區的工作實踐，中央進一步明確，在特區發展中不但要辦出口加工業，也要辦商業和旅游業，不但要拓展出口貿易，還要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發揮多方面的作用：如發揮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和對外政策的窗口以及u201c開放的基地u201d。這樣1980年3月將u201c出口特區u201d改為內涵更為豐富的u201c經濟特區u201d。

由于深圳、珠海、汕頭以及廈門四個特區在很短的時間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家決定擴大經濟特區的規模和范圍，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提出的議案，決定海南省成為我國的又一個經濟特區。

（二）經濟技術開發區

經濟特區在短時間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和巨大成就極大的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也進一步堅定了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信心。1984年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特區后指出：u201c除特區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u2026u2026，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u201d

1984年4月,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建議，黨中央、國務院研究決定將對外開放的范圍由特區擴大至沿海其他一些城市。這次開放的城市共有14個，它們分別是：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當年9月，國務院首先批準了東北重鎮大連市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從這時起到1985年1月，在逐漸審批沿海開放城市的實施方案中陸續批準了秦皇島、煙臺、青島、寧波、湛江、天津、連云港、南通、福州、廣州等10個城市舉辦經濟技術開發區，給予它們和沿海經濟特區類似的優惠政策。1986年8月，國務院批準設立上海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1988年又批準了上海市舉辦以發展高新技術為主的漕河涇經濟技術開發區。這樣我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已經達14個。到1991年底，14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累積開發土地面積達30萬平方公里，批準外商投資項目1501個，協議吸收外資27.2億美元，投產運營的企業達821家，經濟技術開發區顯示其發展的勃勃生機。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科學地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經驗，鮮明地回答了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姓u201c資u201d姓u201c社u201d等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科學的概括。理論上的創新推動了人們思想的解放，我國的對外開放又邁出了很大步伐。1992年，國務院先后批準舉辦溫州開發區、昆山開發區、威海開發區、福清融僑開發區；1993年國務院批準了東山開發區、武漢開發區、長春開發區、哈爾濱開發區、沈陽開發區、杭州開發區、蕪湖開發區、重慶開發區、蕭山開發區、惠州大亞灣開發區、廣州南沙開發區；1994年8月國務院批準北京、烏魯木齊兩個開發區。至此國務院已經批準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總共達32個。

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很短的時間里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我國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當然，由于各種原因，各地在自辦開發區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許多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和可能，群起效仿經濟技術開發區，刮起了全國性的u201c開發區熱u201d。特別是1992年，許多地方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興辦了各種名目的開發區，以致在1993年初使各種自行設立的開發區總數達2000多個，規劃面積達1.48萬平方公里。在這些開發區里，許多是只開不發，不僅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而且還干擾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對此，國務院于1993年下發了《關于嚴格審批和認真清理各類開發區的通知》，并在1994年的《國務院批轉關于固定資產投資檢查工作情況匯報的通知》中要求對開發區進行規范化管理。

經過清理和整頓，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設立的各類經濟技術開發區共有638個。其中經濟開發區533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48個，旅游開發區57 個，規劃面積5100平方公里，起步面積844平方公里。從分布情況看，沿海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含北京）的省級開發區約占總數的55%；從發展的情況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省級開發區共批準內資項目43萬個，投資總額2200億元；外商直接投資項目9000多個，合同外資330多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80多億美元。

從國務院批準設立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來的近17年，在國家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指導下以及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者的艱苦創業下，我國經濟技術開發區堅持以工業為主、吸收外資為主、拓展出口為主的u201c三為主u201d方針，致力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們基本上成為所在城市的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技術與管理的創新點。所以，同經濟特區一樣，經濟技術開發區也是我國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從閉關自守走向對外開放的u201c試驗田u201d和 u201c排頭兵u201d，并且從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中獲得動力，在國內外大市場的競爭中發展壯大。

（三）開發浦東

在經濟特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具有得天獨厚位置的上海的開放也被提到議事日程。實際上開發浦東和開放上海的設想已經醞釀已久。1980年前后，上海和北京的許多有識之士就提出了開發浦東的各種設想。之后，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幾屆領導曾經反復研究浦東開發的大政方針，并組織專家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論證。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向國務院上報的《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綱要》的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開發浦東的問題。國務院在1985年2月的批復中明確指出要創造條件開發浦東，籌劃新市區的建設。1986年10月，國務院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中提出：u201c當前特別要注意有計劃地建設和改造浦東新區，使浦東成為現代化的新區。u201d為了落實國務院的兩次批示，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成立了開發浦東咨詢小組。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開發開放浦東的請示》。同年3月鄧小平同志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中國的關鍵就是看能不能爭取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u201c抓上海u201d的戰略構想：u201c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市搞起來是一條捷徑u201d，之后的3月底到4月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同志受黨中央、國務院的委托帶領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到上海市，對開發浦東進行專項調查研究。4月15日到18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到上海市視察工作，并于18日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199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復》，在批復中指出，u201c開發和開放浦東是深化改革、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的重大部署，是一件關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實辦好u201d。1992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要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以此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新飛躍。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開發和開放浦東的殷切希望。

浦東的開發和開放極大地促進了浦東和上海市經濟的發展，上海已經成為國際上較為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并由此帶動了上海市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發展。

（四）內地開放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開放所帶來的巨大成就，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地擴大對外開放：一是，從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東新區的外高橋和天津港等地設立了15個保稅區。保稅區是我國改革開發過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是我國借鑒國際上通行自由貿易區的做法，并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形成的經濟開放區域。在此區域內，從境外運入的貨物就其關稅和其他關稅而言被視作境外，免于海關監管，并給予該區域特殊的關稅和優惠政策。我國建設和發展保稅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形成良好的投資環境，利用保稅區內海關保稅的獨特條件發展對外經濟。到1996年，我國已經設立了15個保稅區，它們分別是上海浦東新區的外高橋保稅區、天津港保稅區、深圳沙頭保稅區、深圳福田保稅區、大連保稅區、廣州保稅區、張家港保稅區、海口保稅區、廈門象嶼保稅區、福州保稅區、寧波保稅區、青島保稅區、汕頭保稅區、深圳鹽田港保稅區、珠海保稅區等。二是，開放長江的蕪湖、九江等6個城市和設立長江三峽經濟開放區。三是，開放琿春等13個陸地邊境城市。四是，開放內陸所有的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給予這些地方和經濟技術開發區一樣的優惠政策。這樣，在我國就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及東西南北中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局面,使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至此,我國對外開放形成u201c經濟特區u2014u2014沿海港口城市u2014u2014經濟技術開發區u2014u2014沿海經濟開放區u2014u2014再到內地u201d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

（五）全面對外開放

經過艱難談判，我國于2001年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國將由以前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主導下的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這一時期我國對外開放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由地域的全方位開放走向產業的全方位開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開放已經不僅是通過沿海開放城市和開放區域,而是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全方位的開放局面,使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和范圍都有了極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積極作準備由地域性的全方位開放進一步走向產業的全面開放, 一般具備競爭性的行業將實行全面的開放,允許外國商品和資本在一定的條件下進入。這既是我國加入WTO的需要,也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內在的要求，競爭將日趨激烈。

第二，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在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不僅中國的市場將向全面開放的方向發展,使國際資本和商品更大范圍地進入中國市場,而且中國的資本也將以更快的速度進入國際市場,中國將會有更多的企業從事跨國生產和經營，u201c引進來u201d 和u201c走出去u201d將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兩個輪子，有力地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向縱深發展。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海外企業有了迅速的發展,幾乎在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到中國企業的身影。但是,中國在海外的企業絕大多數屬于貿易型的企業,是國內貿易公司的分支或生產企業的銷售代理。真正具有跨國生產和經營性質的公司尚寥寥可數,規模較大的企業也不多。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及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日益加強,中國企業已經越來越多地有了跨國發展的需要,而中國經常項目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連續順差也為中國企業是向跨國生產與經營提供了資金上的保障。雖然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跨國公司尚很少,但在21世紀中國開放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中國跨國企業的發展必然會與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一樣,有一個較大的發展,中國企業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程度也必定會進一步提高。

第三，中國的金融市場將不再與國際金融市場隔裂,金融市場與世界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會大幅度提高。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具有開放型經濟的特征,商品市場的開放度和國際化都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但是,中國的金融業和金融市場迄今仍保留著相對封閉的狀況,它與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金融市場存在著相當的隔離度。金融業和金融市場作為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和核心環節,通常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排在較后的序列,這在發達國家開放經濟走過的歷程中也是如此。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開放是在二戰之后開始的,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西方普通實行金融自由化才出現的,因此,全面開放和高度國際化的金融市場可以被看成是開放型經濟的發達形態。中國開放經濟的建設尚處在一個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的時期,金融市場開放度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金融市場和金融業的開放,畢竟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按照中國加入WTO協議，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已日益臨近，但我國金融業整體上競爭能力不強，金融安全值得高度關注。

第四，我國的規章制度將會進一步規范化并與國際接軌，政府的宏觀調控方式要發生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是與對外開放共同發展的,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應該看到,市場的上層建筑,對市場進行調控的各種管理手段、規章制度,尚未按照開放型市場經濟的要求進重構和重組。這里面既有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有滯后性這一規律起作用,也與中國漸進性改革的特點有關。中國要在建立全新市場經濟體制時,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又要盡量避免體制轉型帶來的震蕩和沖擊,使經濟增長的代價降至最低限度。這樣,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形成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和上層建筑。盡管我們不能說現存的各種宏觀經濟管理機制、手段和規章制度仍然都是不合理的，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這些規章制度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必然要遵循WTO的規則，這就要求我們對與WTO規則以及我們在談判中作出的承諾不相符的地方做重大修改使其與國際慣例接軌。中國進一步開放的上述方向既是中國本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對中國提出的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