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洋行的生絲出口服務的買辦、包括和洋行出口生絲聯系密切的絲商，是上海現代繅絲工廠創辦和主持者的一個重要支柱。翻開上海繅絲廠的工廠名錄，就可以看出：絲廠之由買辦或絲號商人創辦或來自他們的投資，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這個圈子里的人物之投身于絲廠者，和黃佐卿同為一代的就有吳少卿（瑞記買辦）之于上海瑞綸：楊信之（延昌買辦）之于上海延昌恒，蘇州延昌永；沈志云、吳少圃（撥維晏買辦）之于乾康；祝大椿（怡和買辦）之于上海源昌、無錫源康和乾元；王一亭（太古買辦）、朱葆三（平和買辦）之于上海絹絲；以及唐茂枝（怡和買辦）、徐潤（寶順買辦）之于煙臺纊絲局和周廷弼（大明買辦）之于無錫裕昌絲廠（注：以上據《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141，汪敬虞編：《中國現代工業的發生參考資料》第7-8冊（未發表）。）。到了20世紀之初，則有沈職芳（華興買辦）之于上海振綸等四家絲廠；顧敬齋（乾康買辦）之于上海乾康等兩家絲廠；吳子敬（怡和買辦）之于上海協和等四家絲廠；王亦梅（端順買辦）之于上海永康絲廠；薛南溟（永泰買辦）之于上海永泰絲廠；張幼山（同協祥買辦）之于上海同協祥絲廠以及上海日商臺灣銀行買辦武棣森之于上海綸華絲廠（注：以上據徐鼎新：《試論清末民初上海（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68。）。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這種情形，仍然繼續存在。法國信孚洋行買辦薛浩峰與人伙開三家絲廠；美國美信洋行買辦黃吉文自營兩家絲廠；英國公安洋行買辦邱敏庭自營一家絲廠，又與人伙開三家絲廠；達昌洋行買辦陸潤蓀、新時昌洋行買辦楊季良、安利洋行買辦吳登瀛都各自獨營一家絲廠（注：參閱日本蠶絲業同業組合中央會：《支那蠶絲業大觀》，1929年版，頁426-8，431。）。這些絲廠的經營者，既是洋行買辦，又是兼營絲號的經紀人。像30年代上海著名的制絲業者史和聲、朱靜庵、丁汶霖、吳松巖、倪欽章、夏春樵等，均莫不一面經營絲號，一面兼任洋行買辦（注：林勖：《控中國之繅絲業》，載《企業周刊》，1943年。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12。）。在兼營絲號的買辦中，有不少是絲行的領袖。例如在上海絲廠繭業總公所第一、二兩屆董事會的13名成員中，有6名是洋行買辦。總董總理和坐辦的職位，全為買辦所占據（注：徐鼎新：《試論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公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

在上述30多家買辦興辦的繅絲廠中，包括黃佐卿的公和永在內，至少有五家是打著他們所在的洋行招牌創辦起來的。這說明洋行買辦興辦工廠最初依賴洋行勢力的普遍。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獨立發展民族工業的前景。黃佐卿的公和永，就是一個證明。

公和永開辦之初，資本十萬兩，有絲車一百部。廠內設備完全來自國外，u201c指導廠務u201d的工程師，也延請外籍人員擔任。最初五年局面尚未打開，營業不振。1887年以后，機繅絲在法國市場打開銷路，營業得以復振。1892年一年中，舊廠擴充與新廠增設，同時并進。先是收舊廠絲車增至442部，其后又在楊樹浦增設新祥繅絲廠，有絲車416部，合起來將近千部，形成為一個擁有資本30萬兩、職工千人的大企業（注：以上據《農商公報》，1915年第16期，選載門，頁14。徐新吾主編：《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頁140。）。

在繅絲業中站穩以后，他又努力擴大地盤，一方面由繅絲業擴大到棉紡織，附股于上海的外商棉紡織廠（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面131。），一方面由上海擴大到武漢，先是在漢口設立絲行，后又打算接辦張之洞在武昌創設的湖北繅絲局（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議，1928年版，卷35，頁21-23。）。事雖未成，但從中可以看出這位u201c絲行領袖u201d的經濟實力。他的聲望日隆，被人們稱譽為u201c采用外國機器進行繅絲與棉織方面u201d的u201c最積極和先進人物之一。u201d（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頁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