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驊，后為中國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長，曾為最初的中德接觸貢獻良多。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勢力范圍。但是這也為德國卸去了改善中德關系中的一個包袱。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于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系得以恢復。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制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于10萬人，軍用制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制造軍用硬件。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蘇聯和阿根廷，合法地制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政府倒臺，國家陷入內戰，不同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于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聯系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

馬克斯·鮑爾和蔣介石，1929年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他手。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后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國民黨重組并與共產黨合作），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因此不會有正面沖突。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范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u201c國際化發展u201d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1928年鮑爾返回德國并促成了一些為中國的u201c重建u201d的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介石招募一些長期顧問。不管怎么說，鮑爾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于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后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后罹患天花而去世，葬于上海。鮑爾在中國的短時間工作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工業和軍隊的現代化。他同時建議裁減軍隊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銳的軍隊，并支持中國敞開市場以刺激德國的生產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