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1933年，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東部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滿洲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于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于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而陷于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奉天事變

直到奉天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并不順利。奉天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并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九·一八事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干涉還遼導致德日關系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和約中關于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中日沖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的指責。

滿洲國成立后，日本駐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系。由于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u201c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u201d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系。

1933年

1933年1月30日，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近東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納粹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并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u2014u2014例如鎢砂和銻u2014u2014這些都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經過蔣介石對德外交核心人物朱家驊與厲麟似的努力，德國前國防部長、被世人尊稱為德國u201c國防軍之父u201d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1933年5月間抵達上海，并同意擔任在華德國軍事總顧問，中德關系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1933年6月，馮·塞克特在給蔣介石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摒棄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u201c統治的基礎u201d，以及軍隊的戰斗力在于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于優秀的軍官團。

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首先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于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德國精英團隊的架構成立u201c教導大隊u201d，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于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1934年8月23日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u201c合步樓條約u201d，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u2014u2014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后，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幾乎滿足了德國的全部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采購其他任何產品。

意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向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并締結了一份類似于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國內的影響范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