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４月，Ａ公司委托Ｂ貨運公司海運出口一批環(huán)型熒光燈由上海至悉尼，海運委托書注明運費到付。承運人Ｅ公司簽發(fā)了本公司提單。提單載明：托運人Ａ公司，收貨人憑指示，運費到付等。貨物出運后，Ａ公司向Ｂ公司支付若干代 理費。Ｂ公司要求Ａ公司向Ｃ貨運公司支付海運費。Ａ公司遂根據(jù)運費發(fā)票向Ｃ公司支付人民幣１１ ２０５元。其后，Ａ公司以提單載明運費到付、其不應承擔海運費為由，起訴Ｂ公司和Ｃ公司返還海運費并賠償損失。Ｃ公司確認收到該筆運費并稱已向Ｅ公司支付，但未提交付款憑證。Ｃ公司和Ａ公司均確認收貨人在目的港已提貨。

　Ｓ海事法院認為，Ａ公司與Ｂ公司系貨代合同關系。Ｅ公司是涉案貨物的唯一承運人。Ｅ公司與Ａ公司建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根據(jù)運費到付的約定，Ｅ公司在目的港放貨前有權(quán)向收貨人收取運費。Ｂ公司和Ｃ公司不是運輸合同的簽約方，無權(quán)對提單約定的內(nèi)容進行解釋。在Ｃ公司舉證不足的情況下，Ｃ公司關于其是涉案貨物的契約承運人、有權(quán)向Ａ公司收取運費的抗辯意見不能成立。Ａ公司與Ｃ公司之間不存在法律關系，Ａ公司主張Ｃ公司返還運費，應予支持。Ｂ公司實際未收取運費，Ａ公司要求Ｂ公司返還運費，不予支持。遂判決：Ｃ公司返還Ａ公司運費人民幣１１ ２０５元和利息；Ａ公司對Ｂ公司的訴請不予支持等。

　Ｃ公司上訴稱：其作為承運人接受Ｂ公司的訂艙并履行運輸義務，有權(quán)收取運費；運費到付是貨物到達目的港后由Ａ公司付費，且Ａ公司已支付運費，證明雙方對該條款理解一致；未經(jīng)第三人同意，承托雙方約定由收貨人支付運費是無效約定。二審庭審中，Ｃ公司改稱其為Ｅ公司的裝港代理，代理收取人民幣運費，請求改判。

　Ｓ高院認為，Ａ公司與Ｂ公司的貨運代理合同關系成立。同時，Ａ公司出具海運委托書，承運人Ｅ公司接受其訂艙并簽發(fā)本公司格式提單，Ａ公司和Ｅ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成立。但是，沒有證據(jù)證明Ｃ公司是運輸合同的承運人或承運人的代理，因此Ｃ公司與Ａ公司沒有任何法律關系，故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主要涉及Ｃ公司主體身份、運費到付的性質(zhì)、未經(jīng)第三人同意，承托雙方約定運費到付是否有效等三個法律問題。

　Ｃ公司的主體身份。在涉案貨物出運過程中，Ａ公司出具海運委托書，承運人Ｅ公司接受其訂艙委托并出具涉案貨物已裝船提單，雙方建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Ｃ公司在一審和上訴中均以承運人的身份進行抗辯和上訴，但沒有提供證據(jù)證明其與Ａ公司訂立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以及其作為本案承運人接受過涉案貨物的訂艙委托并委托他人實際從事運輸業(yè)務，也沒有證據(jù)證明Ｃ公司實際將Ａ公司托運的貨物經(jīng)海路從一港運至另一港，故Ｃ公司承運人主體身份不能認定。在二審庭審中，Ｃ公司改稱其為承運人Ｅ公司的裝港代理，但其沒有提供證據(jù)證明其向托運人收取運費是接受承運人委托或其已墊付了運費，在提單約定運費到付、收貨人已提貨的情況下，Ｃ公司還需舉證收貨人未付款和承運人已履行相關權(quán)利。因此Ｃ公司的承運人代理的主體身份也不能認定。故Ｃ公司應返還Ａ公司錯誤支付的運費。

　運費到付的性質(zhì)。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運費的支付方式，除運費預付外，承、托雙方還可以在提單上約定運費到付。按照國際海運實踐，承托雙方約定運費到付，即約定運費由貨物運到目的港后由收貨人支付。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當事人包括承托雙方和收貨人，提單是收貨人和承運人之間存在運輸合同的直接證據(jù)。涉案收貨人在提單流轉(zhuǎn)過程中付款贖單并以提貨，可以證明其已作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當事人一方，以明示的方式接受提單所記載的貨物的品種、數(shù)量和運費到付等條款，從而成為支付運費的義務主體。故運費到付是收貨人支付運費，是運費的一種支付方式。主張運費到付是限定運費的支付時間，即貨物運到目的港后由托運人支付運費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未經(jīng)第三人同意，承托雙方約定運費到付系為第三人設定義務是否有效。收貨人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當事人，在承托雙方約定運費到付和收貨人付款贖單情況下，承運人、托運人和收貨人等三方當事人對提單記載的約定事項已達成一致，即由收貨人在目的港提貨時支付運費。本案中，Ａ公司在海運委托書上要求運費到付，Ｅ公司也出具載明運費到付的提單，且涉案貨物不是鮮活貨，在提單已流轉(zhuǎn)的情況下，收貨人已付款贖單和提貨，三方已達成由收貨人提貨時支付運費的一致約定。即使Ｃ公司系涉案運輸合同的承運人，其關于運費到付為收貨人設定義務是無效約定的觀點也沒有法律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