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與蘇聯、東歐有著良好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同西方也有一定的貿易往來與技術引進，但從總體上說，我國是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使我國的發展水平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特別是從20 世紀60年代起，我國在經濟建設和外交上存在著許多的失誤，如在經濟建設上強調u201c以階級斗爭為綱u201d，在外交上把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列入u201c帝、修、反u201d之列，并與他們進行u201c不調和u201d的斗爭，因而我們自我孤立；而恰恰是在這個時期，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我國喪失了大好的發展機會。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對外開放政策開始確立，至此以后，中國逐步走向了世界。

鄧小平同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u201c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u2018左u2019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u201d（《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在這里，小平同志將我們當時犯的 u201c左u201d的主要錯誤歸結為u201c對外封閉u201d和u201c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u201d，并把u201c對外封閉u201d放在了u201c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u201d的前面。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改革，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需要改變，否則中國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那時，我國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首先是經濟建設的需要，是引進先進的經驗、先進的科技和資金的需要。否則，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很難迅速發展起來，更談不上趕超發達國家。把對外開放作為與改革相并列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途徑和保障。關于這一點，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u201c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u201d（《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1980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見外賓時，第一次以u201c對外開放u201d作為我國對外經濟政策公之于世。他說：u201c我國在國際上實行開放的政策，加強國際往來，特別注意吸收發達國家的經驗、技術包括吸收國外資金來幫助我們發展。u201d1981年11月召開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又進一步明確指出：u201c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加強國際經濟技術交流，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u201d1982年12月，對外開放政策被正式寫入我國憲法。

其實，早在粉碎u201c四人幫u201d以后的1976年10月，我國就已經認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意義，那時已經有很多國家級和地方級的代表團先后出國考察。在1978年5月，國務院派出了新中國第一個由當時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隊的赴西歐考察的經濟代表團，他們在法國、德國、比利時、丹麥和瑞士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聽取考察團的匯報。7月，國務院召開關于經濟建設的務虛會，充分討論了對外經濟合作的問題，并在幾個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一是，二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日新月異，資本主義有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二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資本主義比較還比較落后，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三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于他們政治和經濟的考慮也想和我們進行經濟合作，他們需要投資的市場和產品銷售的市場；四是，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中，許多國際上流行的做法，包括補償貿易、合作生產、吸收國外投資等，我們都可以研究采用。9月，鄧小平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經過幾年的努力，有了今天這樣的、比過去好得多的條件，使我們能夠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認真討論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的重大決策。由此確定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揭開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