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后，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歐美發達國家逐漸興起。和平、環保、社會責任和人權等非政府組織也不斷呼吁，要求社會責任與貿易掛鉤。迫于日益增大的壓力和自身的發展需要，跨國公司紛紛制定對社會做出必要承諾的責任守則，或通過環境、職業健康、社會責任認證應對不同利益團體的需要。

1990～2008年，是全球供應鏈研究的轉型期。單一使用MIP工具缺乏平等的視角，理論模型沒有考慮相關群體。跨國公司迫切需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平衡全球供應鏈上各個相關利益方的利益，更好擔負起全球社會責任(Global Corporate SoeialResponsibility)，即GCSR問題。

為解決這一問題，社會責任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被引入到全球供應鏈管理理論體系當中。全球供應鏈的利益相關方包括了股東、債權人、雇員、消費者、供應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門、本地居民、本地社區、媒體、環保主義等壓力集團，還包括自然環境、人類后代等客體。這些利益相關者與全球供應鏈生存發展密切相關。全球供應鏈的經營決策必須考慮他們的利益或接受他們的要求。全球供應鏈的生存和發展依賴于對各利益相關者利益要求的回應的質量，而不僅僅取決于股東。

對于C,CSR問題，主要研究范式是案例分析方法，占據約80%的成果。但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學者們選取了不同的行業背景，因而對社會責任關注的重點不同。可用社會責任重點、業績指標、案例對象和建議履行方式來歸納研究成果。

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利益相關方的訴求不盡相同，因而對各國學者的研究需求也不一致。最終形成了三個主要方向。以研究環境無害化為主的環境學派，響應了發達國家壓力集團的訴求，強調公司社會義務，要求建立產品回收系統和環境檢測系統(Samir K.Srivastava，2008)。

以研究社會福利整體改進為主的社會福利學派，響應了發展中大國壓力集團的訴求，強調國家社會責任，要求政府干涉全球供應鏈的運作過程(Knut Bj　rnLindkvista，2008)。

以研究勞工權益維護為主的勞工權益學派，響應了發展中大國勞工集團的訴求，強調勞工權益，反對全球供應鏈管理中的不平等現象，要求建立全球統一的勞工標準。(Bin Jiang，2007)。

由于研究出發點的不同，這三派學者在選取案例時，往往有傾向性。環境學派選取的案例為電子電器、汽車、核電、通信、醫療等高附加值產業，案例所屬國家多為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福利學派選取的案例為糧農、化工、化纖、養殖、水產、紡織等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產業，案例所屬國家多為東歐、東亞、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勞工權益學派選取的案例多為成衣、鞋帽、玩具、塑料制品、造紙、計算機組裝、快餐、娛樂、零售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案例所屬國家多為中國、越南、羅馬尼亞等廉價勞動力國家。

發展中國家的全球供應鏈社會責任研究集中在社會福利提高和勞工權益保障方面，而發達國家則集中在環境和資源使用方面。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在勞工集團和生產者集團之外，消費者、政府、學者集團也作為重要力量提出對應社會責任要求。

當代研究擴展了全球供應鏈的參與者集合-它把現代研究視為研究邊界的公司環境也納入到研究視角中來。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現代研究主流工具MIP不適合當代問題。設計新工具成為當代研究的當務之急。當代研究的服務對象也出現了多樣化。有社會責任成本焦慮的跨國企業、希望改善國際貿易關系的本土企業、希望獲得長期伙伴的本地企業成為引導研究的主流。當代研究開始脫離純粹的經濟目的。它介入到社會活動領域，為社會團體和政黨服務，為政府改善人權和環保記錄提供思路和方案。這是當代研究的泛化和深入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