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公司始建于1982年，幾年后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音響設備制造廠。1989年，正式注冊為北京市大中電器有限公司。 　刷煤氣灶的小販，到升價幾十億的資本家，平民商人張大中的發家史里寫滿了他的努力。

　張大中是在58歲那年開始感到厭倦的。

　倒騰電器這個游戲，他已經玩了20多年。最初的張記電器加工鋪慢慢變成了90多家大中電器連鎖店。他閉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戲里面每個小陷阱、小手腕。

　這一兩年，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些曾干過擋車工的朋友。他們為什么早早都辭職了？是啊，一件事情總是重復做，哪個男人也忍受不了。

　他也決定退出了。但必須風風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個最好的時機，把兩億元固定資產的大中電器賣到了36億。與之相周旋的，是家電業的大佬們--黃光裕、張近東、陳曉，沒有一個是等閑之輩。但他們都沒能從他身上獲得多一分的好處。

　他坐在北京西郊的青清商廈3層辦公室里，開始了新的事業。這里曾是大中電器的總指揮部，現在變成了大中投資公司。

　在他背后的書架里，擺放著一幅舊照片。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面帶微笑，嘴角透著一絲倔強。一支盛開的康乃馨陪伴著她。

　這是張大中母親的遺像。1976年，她因"反革命罪"被"四人幫"槍決。得知消息后，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絕望而漫長的一晚。在"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之后，他沒有選擇以頹廢的方式來發泄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幾天后，我就像一個正常人了。"張大中說出這句話時，仍帶著多年前的隱忍，"還能怎么辦？人必須要活下去。"

　當年，他沒有想到，這段人生中最痛苦的經歷卻促成了其事業的開端--五年后，張大中用平反分得的500塊錢，開始了自己的從商生涯。"我怎能不對得起這500塊錢？"

　　刷煤氣灶的小販

　1980年8月里的一個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國家經貿委的住宅樓下，有一個小販背著個軍綠色的破包，舉著個牌子，頂著烈日竄來竄去，牌子上書幾個大字--"刷煤氣灶"，還有一個副標題，以稍小一號的字寫著："八毛錢一個！"破包里裝著他生財的瓶瓶罐罐，里面裝著燒堿、清漆、銀粉，以及一塊大抹布。

　1980年的中國還沒開始執行雙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販還很少見，也沒有任何塞在住宅區里的小廣告。在一個國企謀得一份穩定的工作，是當時許多人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個刷煤氣灶的小販衣著挺干凈，背著一個"裝備"齊全的小包。樓上的一位大媽朝他招招手，"上來吧。"張大中以500塊錢啟動的第一單生意開工了。

　那時，北京的普通家庭還沒用上燃氣具，家家戶戶都是一個土夯的煤氣灶臺，日子一久，煙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張老板打開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臺，然后給灶臺抹上燒堿，用濕抹布嘩嘩地洗，再用清水把灶臺表明清干凈。清干凈灶臺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頭，把清漆和銀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勻地粉刷上去，才是這個活兒的核心所在。年輕小販張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滿頭大汗，一天下來，刷完了10家。

　迎著晚霞，拖著疲憊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張老板給自己算了一筆賬：總共收入8塊錢，但是使用的清漆、銀粉跟燒堿就值六七塊了，還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這成了張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從事家政服務業。從自信滿滿地進入，到疲累而狼狽地退出，張大中只賺得了一塊多純利，以及夠給自己和大哥家再刷兩次煤氣灶的燒堿、清漆和銀粉，當然，大抹布也算賺的。

　張大中并不是因為沒有工作、游手好閑而被迫當小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當時看來挺不錯的工作--在北京郊區的一個供銷社當電工，那個供銷社有三間北屋、二十多名員工，賣著國家管制的油鹽醬醋，月薪30塊。"那種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歲后的樣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輩子工資的工作，簡直讓人感到絕望。"張大中回憶。

　張大中兄妹七個，排老三。父親是舊時朝陽大學法律系肄業生，母親是一個富商的獨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親早年參加過革命，是共產黨員，但是身體不好，早在文革前、張大中十幾歲時就過世了，媽媽成了整個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當中，媽媽上街貼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報，最終被定為 "反革命罪"。

　至今，張大中仍然保存著自己從檔案館中復印出來的當年"四人幫"給母親的判決詞。跟他母親一批被判處死刑的有29人，每個人都有當時的檢察院的三四行評語。別人的判決詞是"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或者"仍很囂張"，而到了他母親那，卻是"反革命氣焰極其囂張，而且囂張到了極點"。她是一個到死也絕不低頭的人。

　張大中無疑遺傳了這一倔強的性格。在跟國美談判時，張大中跟黃光裕說，"你必須比蘇寧高8個億，否則我寧愿30億跟蘇寧談，也不跟你談。"這種固執，對手不理解，身邊的人也不理解，但是"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決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堅持到底，哪怕后果很糟糕"。

　但對張大中的事業真正起到幫助的，還是這種不安分的基因。

　1979年開始，國家開始撥亂反正，但是當時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時間更多取決于受害人家屬的上訪激烈程度。張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實安分的人，大哥當時已經分到外地工作，供養弟弟妹妹們生活。他瞞著大哥，拿著材料到處上訪，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這是典型的給組織添麻煩，一直到平反的補償徹底發下來，我才告訴大哥。"張大中回憶道。1980年，落實政策，政府補償了張家7000元，兄妹七個，每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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